张智新高管高官互通需规避负面效应-【新闻】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有超过16名中央企业和地方重点国企高管先后转战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新一届国务院领导中，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声琨曾经长期担任大型国企中国铝业负责人，国务委员王勇也曾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等央企担任重要职务。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07年9月之后担任中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不到一年后又兼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原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则是第一位来自央企的国资委主任。当然，也有不少政府官员出而为商的案例。

我国领导干部的任用以委任制为主，考任制、聘任制为有益补充，选任制起步不久且尚待探索扩大。在此宏观背景下，选调年富力强、业绩优异的国企老总出任党政要职，作为加大党政机关同国有企业干部交流力度，优化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战略部署，其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助于拓宽领导人才选拔的视野，打破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内循环的局限性，进一步优化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素质结构。

二是经由这些来自国企的高管群体，可以将新锐先进的管理理念、卓有成效的管理能力和雷厉风行的管理作风，带入容易为惰性和保守所困的党政机关，成为激发其竞争力、创造力的另一股源头活水。

三是有助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国企经营管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其使命感和荣誉感，推动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继续良性发展。

从这个角度讲，选拔优秀国企高管出任党政要职，其正面效应同选拔优秀专家学者出任高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尚存诸多亟待改革完善之处，这种“商而优则仕”的制度安排，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负面效应。

“商而优则仕”的最大的负面效应，在于进一步加剧了国企高管的角色认同混乱，强化了国企经营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一批又一批优秀国企高管被选拔进入党政机关出任要职，固然是对其工作业绩另一种形式的褒奖和回馈，与此同时，这么做也强化了员工和社会对国企“准衙门”、“二衙门”的错误定位，更助长了在职经营管理干部中的官本位意识和氛围，这些对于国企尽快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模式等，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此外，少数国企高管由此滋生强烈的“求官”心态，进而产生短平快等急功近利的政绩驱动，甚至热衷于跑路子、拉关系、走“上层路线”，而无视企业发展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等战略因素等，也是“商而优则仕”的明显负面效应。

尽管如此，也决不可因噎废食，党政机关没有理由回避优秀国企高管这一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库。唯一出路是，进一步改革有关制度，完善干部选拔和任用的体制机制，有效规避“商而优则仕”的负面效应。

首先要明确限定国企高管同党政机关干部交流的范围和边界，通常来说，应只允许国企管理决策层干部进入交流行列，而对于执行层、操作层的干部，则应予以必要限制；其次，要严格执行对政、商、学界领导干部的分类考核评估标准，扩大其下属干部特别是基层群众意见在其提拔任用中的监督作用；再次，还应逐步扩大选用国企高管出任党政要职的视野，增强其差额竞争和多轮淘汰的范围；此外，更应逐步细化、明确优秀国企管理人才进入党政机关的具体标准，并尽快制定选拔任用的考核评估办法与操作流程，增强其客观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其实，“商而优则仕”并非我国独有现象，如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近年来就先后有三位高管华丽转身为政府高官：2006年出任小布什内阁财长的亨利·保尔森，此前当选新泽西州州长的乔恩·科赞，以及出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斯提芬·弗里德曼。不过，在我国当前特殊政经制度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并有效规避其负面效应，方能让这项制度安排实现“荐贤任能”、“唯才是举”的初衷。

责任编辑：hdwmn_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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